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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一而终,只为描绘生命——记植物科学画家曾孝濂

2018-12-13 13:10 来源:新华网 参与互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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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从一而终,只为描绘生命——记植物科学画家曾孝濂

  新华社昆明10月22日电 题:从一而终,只为描绘生命——记植物科学画家曾孝濂

  新华社记者岳冉冉、周磊

  有人把曾孝濂称为“中国植物科学画第一人”,他自己却不同意。

  “在画家面前,我懂点植物;在植物学家面前,我就是个画画的。”79岁的曾老爷子笑起来像个孩子。

  曾孝濂不喜欢“画家”或“植物学家”的称呼,他说自己只是中国科学院的一名老职工,一辈子只会从一而终——中学毕业后只进了一家单位,一直干到退休;多年来坚持干一件事,为植物画画。要说有点成绩,那就是参与了《中国植物志》的绘图工作,又在退休后为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创作了《改变世界的中国植物》。

  在采访中,曾老不是在思考就是在微笑,聊起植物聊至兴奋,他会手舞足蹈,眼睛里有专注也有天真。

  小画种的使命

  曾孝濂是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教授级画师、工程师,是位植物科学画家。他画的三七,连叶脉走向都有讲究;他画的杓兰,连上下半段的绒毛数量都有不同。

  “植物科学画就像植物的‘身份证’,它是美术跟科学之间比较小的一个分支。它以科学的手法描绘植物,甚至比文字描述更精准。”曾孝濂打了个比方。

  7月的一天,曾老到昆明植物园写生,他特意交代记者说话要轻,不要打扰到面前的“模特”。“地涌金莲是中国特有种,它的叶似芭蕉,花像金莲,金灿灿的包片茁壮丰满。”他对每种植物的特征都稔熟于心。

  作为植物学家,曾孝濂的画作经得住业界考验。他的一幅画的信息量极其丰富,除了根、枝、花、果外,连分类学家最看重的叶片正、反、侧面的形态都有。作为画家,曾孝濂说自己在力求把植物画美,不能改变植物特征,就从光线、色彩、虚实、明暗上下功夫。

  “曾老师的画可以把人美哭!”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王立松是曾老的“铁粉”,在他眼中,植物科学画有照片不可取代之处,好的植物科学画甚至与发表新物种的模式标本同等重要,“举例来说,我可以用微距摄影拍到地衣的细节,但大景深会虚化背景,曾老的画却可以同时兼顾植物与环境。”

  曾孝濂说自己有强迫症,画植物有固定步骤,一般是先看照片,之后去原产地写生,拿到标本后解剖,直到对植物有了十足把握才下笔。他画大蒜,为了观察大蒜的开花过程足足花了两年时间。

  曾老用两个词形容自己的作品——“像”与“生命”。像是起码要求,难的是表现生命。“植物的生命状态或柔软或坚韧,这些都源于它们面对自然的从容。每一朵花怎么开,它是有道理的,你要用眼睛去观察,用心灵去体会,然后画出来。”

  曾孝濂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——世人皆不屑一顾,我偏觉味道足。有的画家认为画植物科学画很枯燥,但他不觉得。“科学画的最高境界是:在那儿,它就能迸发出生命的力量。”

  曾老希望植物科学画传递给观者一种态度——科学的严谨、生命的从容。“这个画种和我们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关系最直接。它就是要反映自然、表现生命,唤起人们对自然的认同感和亲切感。”

  他说,这是小画种的使命。

  45年为《中国植物志》绘图

  曾孝濂1939年6月生于云南省威信县。他自幼爱画画,上了中学又是班里出黑板报的主力。

  1959年,高中毕业的他以半工半读的方式进入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。时值《中国植物志》项目启动,领导见曾孝濂能画几笔,就让他去画标本。“那个年代的口号是: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,需要你在哪儿就给你拧在哪儿。”

  中国有3万多种植物,要把它们编成书、绘成图,对于当时中国的312位植物学家和164位绘图员来说,简直是浩大工程。

  “植物志、动物志是一个国家的基本资料。中国要保护环境和生物多样性,没有这些基本数据可不行。”曾孝濂深知编纂《中国植物志》的意义所在。

  《中国植物志》的科学插图,主要是以腊叶标本为依据的黑白线描图,它有一套近乎程式化的绘画方法。曾孝濂在绘图员中不算优秀,他画画的方法也与其他绘图员不同——除了像别人一样摹标本,他还坚持去野外写生,从活植物身上取材观察。他认为,树叶千面,需要画出生命,“我想把植物画活”。

  正因为此,曾孝濂画的速度比别人慢。每画一张图,他都先打草稿,再给植物学家看,得到确认后才用钢笔着墨。他为《中国植物志》绘制的插图大都如此。

  当时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领导对曾孝濂“特殊”的工作方式很宽容,不但不催他进度,反而竭尽所能去帮他,还和他一起解剖植物。正是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下,曾孝濂痴迷地钻进了植物的世界,逐渐成长为一代植物科学画大师。

  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,曾孝濂等绘图员和植物学家密切配合,用了45年时间为《中国植物志》画插图。最终,记载中国301科3408属31142种植物的《中国植物志》编纂完成。全书共80卷126册、5000多万字、9000余幅图版。2009年,《中国植物志》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。

  对于《中国植物志》取得的功绩,曾孝濂谦虚地说:“全国80余家科研教学单位的312名植物学家、164位绘图员,都是编纂《中国植物志》的功臣,作为参与其中的一分子,我很荣幸。现在,绘图员们已过世大半,但大家共同的劳动化作《中国植物志》保存了下来。”

  能为国家做一点实实在在的工作,他觉得很值。

  被蚂蟥叮咬留下42个伤口

  除了参与《中国植物志》编纂外,曾孝濂的人生还有两个关键阶段:一个是“参与找抗疟药”;另一个是退休后的“时不我待”。

  上世纪60年代,曾孝濂参加了国家“523”疟疾防治药物研究项目。这一项目是要在民间寻找可食用的抗疟中草药或方剂,用以研发抗疟新药。曾孝濂参与了其中的绘图工作,他的主要任务是把项目组初步筛选出的有效抗疟植物绘成一本画册,交给部队和科研机构去做实验。

  在找植物的那段时间,曾孝濂每天穿梭在深山老林,在野外写生和采集标本的经历让他更加热爱大自然。从那时起,他立志要把这些美好的植物生态、植物种类、奇花异草尽可能多的画下来。他明白了最好的植物科学画一定不是诞生在办公室,而是在大自然。

  野外科考的艰苦超乎人们的想象,遇到蚂蚁、蚂蟥、马蜂、毒蛇更是常事。一次科考中,曾孝濂深入到一片灌木丛,就在满怀喜悦带着标本返回的路上,他隐约觉得身上有血渗出。曾孝濂没有在意,以为只是被蚊子咬了。“后来我才知道,那是蚂蟥。蚂蟥咬你的时候不会感觉疼,等它吃饱走了,你也不会察觉,但血会不停地流。”

  当晚回到驻地,疲惫至极的曾孝濂很快睡着了。第二天起来却发现,自己身上好多地方的干血块竟然与被单粘在了一起。曾孝濂数了数,有42个伤口。也就是说,那天他被多只蚂蟥袭击了。

  曾孝濂的青春基本献给了包括《中国植物志》在内的50余部科研著作,他绘制的科学画插图有2000多幅。退休后,很多人觉得他该享福了,曾孝濂却觉得新挑战才刚开始。

  退休后的他甚至比工作时更忙。他想画胡杨,就去了内蒙古;想画红杉,就去了美国。他说自己特别贪心,什么生命都想画。

  曾孝濂教过的学生很多,大多没能坚持把植物科学画继续下去。“现在只要有人想学,我定会倾囊相授。”有时候老同事去看他,即便是心血来潮想画几笔,他都会认真地教。

  退休后,曾孝濂出了12本个人绘画集。2017年,在深圳举办的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上,曾孝濂专门为大会创作了10幅作品,获赞无数。

  曾老喜欢孤独,他总说热闹是大家的,孤独是自己的,孤独时能从大自然身上学到很多。“我经常看着树叶发呆,看着看着,就会觉得树叶不是一般的美,一种灿烂之极、归于平淡的美。它秋天飘落,掉到地里,腐烂后为新芽提供养料,之后又从小苗长成大树,带来生命的绿色。”

  改变世界的中国植物

  对曾孝濂而言,退休后的突破就是——《改变世界的中国植物》。

  8月的一天,在曾孝濂位于昆明市翠湖附近的家中,记者提前欣赏到了这幅长2.5米、宽1.17米的大型画作。这一作品将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上亮相。

  曾孝濂对这幅作品的立意高度赞赏:“画中37种植物原产地都在我国,之后输出到国外,影响并造福了整个世界。我的任务就是让大家看到画后能感叹一句,哦,原来这些都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植物!”

  曾孝濂说话时,头上戴着的放大镜帽子一颤一颤的。这个放大镜是他作画时的重要工具,两个镜片均可放大3倍,能助他更精确地画细节,比如稻穗上的细刺、猕猴桃的绒毛。

  对于这些植物的家底,曾孝濂如数家珍:欧美很多花卉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,比如野生月季,传到欧洲后成为象征和平和友谊的观赏花卉;还有长在高海拔的绿绒蒿,因为它气质高贵,欧洲人叫它“东方女神”;又如“中国鸽子树”珙桐,因为它开花雪白,像一群群鸽子停在枝头。此外,像水蜜桃、猕猴桃、柿子等水果,都是从中国传出国门,它们是人类的共同财富。

  目前,这幅画作已接近完成,曾孝濂正在做最后阶段的调整。 “我争取顺利完成任务,也算我这个退休老人为中国植物科学传播做的一点贡献。”

  一花一鸟皆生命,一枝一叶总关情。曾孝濂说自己不奢望人人都喜欢植物科学画,但愿看画的人能关爱这些大自然里的生命。“它们和人类一样应该拥有生存和繁衍的权利。”

  离开时,记者发现曾老的床头柜上堆满了各种药品,有治疗失眠的片剂,也有缓解疲劳的眼药水。“要是身体好,我会一直画下去。要是老天说,你画不了了、手也抖了、眼睛也不行了,那我就高高兴兴说拜拜。”

  “一辈子就画植物了,我不孤独,我觉得很幸福!”曾孝濂说。

【编辑:姜贞宇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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